访谈对象：Anna Ting Möller

城市：斯德哥尔摩

艺术家网站：https://www.annatingmoller.com/

Q：对于还不了解你和你创作的读者，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的作品吗？

A：我叫岳婷（Anna Ting Möller），现在住在斯德哥尔摩，之前也在纽约生活了五年。我的创作游走在雕塑、装置和表演之间。

我觉得我作品的核心，是一个我多年来一直用作创作材料的康普茶菌种。这原本是我读本科时开始的一个很实验性的项目。当时我在中国做一个影像项目，借住在湖南农村一户人家里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素不相识的房东女主人把这个康普茶菌种送给了我，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会成为我创作中这么核心的部分，但我带着它在中国各地旅行，后来又把它带回了我当时居住的斯德哥尔摩。

后来，它慢慢地进入了我的艺术实践。我开始用这个母菌做作品，每一件新作品都是前一件的延续，是它的后代，或者说复制体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意味着所有作品之间都有亲缘关系。同时，它也像是一种档案式的谱系。

Q：你最初得到这个菌种是多久以前的事？

A：那个母菌是2015年的，已经有些年头了。我没想到它会延续这么久，也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和它相处了这么长时间。这些年它一直跟着我，跨越国境去美国、去其他国家。光是怎么带着它走，就是个不小的统筹难题。

Q：为什么是康普茶？为什么一个从陌生人那里偶得的东西，会在你的创作中变得如此重要？

A：原因有很多。其中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：在西方，它被叫作 kombucha，这是一个从日语传到美国和欧洲的词。

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译，因为 kombu 的意思是海带（昆布），而这个菌种并不是海带，它是细菌和酵母。我觉得当一样东西离开一种文化、进入另一种文化时，总会产生某种误解，或者意义上的偏移。

这个角度很有意思，因为它和领养很相似，也和那些漂洋过海、最终被买卖的商品很相似。在另一个层面上，它也关乎商品本身，以及价值是如何附着在这些物品上的。比如现在的康普茶，已经成了一种很时髦、很流行的饮品。但大多数喝康普茶、买康普茶的人，既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。

我觉得这些对作品来说也很重要。不过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来着？为什么？

Q：对，为什么是康普茶？为什么一次偶然的馈赠，会成为你十多年来持续创作的重要起点？

A：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：人们管它叫“mother”（母菌），因为它是一种母体菌种，有点像发面用的酵头。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和“母亲”的联系，想到我的寻根。我一直在寻找某种起源，某种关于“母亲可以是什么”的象征。再加上我回到中国，而中国正是我的“母国”。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象征意义，后来这层意义对我变得非常重要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和这个菌种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关系，它早已不只是一样东西，而是一个活物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承载着我刚才说的那些意义。

Q：似乎最初，你在康普茶菌的故事和你自己的故事之间找到了某种联系和相似性。但随着创作的发展，感觉你的生活和康普茶菌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？

A：对，就是共生，你说得没错。表面上看，它是一个很好的隐喻，但后来它长成了别的东西。在我的艺术实践里，它是一个完美的切入点，让我能深入自己感兴趣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活的菌种承载了太多东西。比如，要让它活下去，我就必须照料它。所以我花了很多年去思考照料意味着什么：照料与亲缘关系，破坏性的照料，以及这些又如何和领养联系在一起。我也对一些偏形式的东西感兴趣。茶菌是有光泽的，而我很喜欢一切闪亮的东西。

这可能也说明我有点懒吧。作为艺术家，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这其实挺可怕的。所以给自己搭一个框架、找一个立足点，会让我觉得安心，因为我总能回到那个熟悉的框架里，再从那里出发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为自己打造的小容器里。

Q：维持母菌是一回事，但每次创作，你还得培养它，让它长大，而这种生长和你自己的成长是同步进行的。我很好奇这和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呼应，因为你一直在不同国家之间迁移：从瑞典到美国读书，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中成长。过去这几年，这种成长对你来说是怎样的经历？它又是如何体现在你的作品中的？

A：我之前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。但你这么一问，我想到的是：每当我的菌种很健康，基本就说明我的生活挺稳定。而每当我要离开，就意味着要把菌种一起搬走。搬家、搬工作室、换国家，对它们的生长来说都是一种断裂。我觉得这放在我自己身上也一样。这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，谢谢你这么问。

其实道理很直接。比如我从斯德哥尔摩搬到纽约时，最头疼的就是没办法让菌种重新长起来。为了把它带进美国，我只好把母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分装进六个塑料瓶，放进行李箱托运。很显然，她不太喜欢这样。

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工作室里把她拼回去重新培养时，却完全不见起色。我变得非常焦虑，因为她怎么也不肯像在瑞典时那样生长。

我想我们大概是在互相映照吧。维持这样一个过程非常不容易，尤其是在纽约，因为那里谁都没有空间。要让一个项目落地，你必须非常有创意，跳出常规去想办法。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这也正对应着我在纽约的生活：一个刚到这座城市、对当地艺术圈一无所知的人。我在挣扎，也能感觉到母菌同样在挣扎。所以回到瑞典，我们俩都很开心。

不过……有得必有失吧。

Q：在纽约的那段经历是怎样的？现在离开了，回头看，它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A：其实这又是一种映照。菌种长不起来的一个原因是它总被污染。纽约是一座很脏的城市，非常、非常脏，根本不可能保持干净。这是个很大的难题。

至于我自己，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，当然能感受到瑞典和纽约之间的文化差异。就像大家常说的，纽约是一座不夜城，你永远在追逐下一件事。

首先，它对艺术家来说太贵了。其次，它的节奏太快了。一开始还好，甚至挺好玩的。但时间一长，你会被耗得精疲力尽，很难找到时间照顾自己。而我既要照顾自己，又要照顾我的母菌，那需要很多时间。

Q：所以回到斯德哥尔摩，你开心多了？

A：我觉得这里的节奏很适合我。回来之前我还有点担心，怕适应不了这种节奏的变化，但现在觉得非常好。

这对创作也有好处。在纽约，我一直处在压力之中。要么是经济压力，要么是同时打好几份工的压力。这些都会让人的创造力打折扣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在纽约遇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，因为能在那里撑下去的人，都特别擅长用很少的资源做出很多东西。这一点也非常鼓舞我。

Q：可以聊聊你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吗？你为什么回去？

A：我是今年十月份搬回斯德哥尔摩的，因为拿到了瑞典皇家美术学院（Konstakademien）的一个驻留奖助。我可以使用一年工作室，还有一笔津贴，最后会举办一场个展。这是我在瑞典的第一次机构个展，其实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。

所以我非常兴奋，但也确实很紧张，因为我想把它做好。可“做好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

Q：是啊，有太多未知，也许你现在都不知道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。不过你觉得它还会和康普茶菌有关吗？

A：会的，康普茶在这件作品里仍然是核心。前几天我在城里散步时突然想：要是这是我近期最后一件康普茶作品呢？毕竟我已经做了这么久。也许做完这个项目之后，我会允许自己去尝试点别的。走着瞧吧，我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。

这只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。但我很期待这个展览。它会是一件装置，我会和两位舞者、一位音乐人合作。当然，还得祈祷一切顺利，因为这都取决于预算，我们还在等消息。

这位音乐人是我在安德森牧场（Anderson Ranch Arts Center）之后，去麦克道威尔（MacDowell）驻地时认识的。她来自北京，住在田纳西，接下来还要去柏林待几个月。我们在驻地时一起合作过，她人非常好，音乐也真的很酷，所以希望她能来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也希望能在开幕当天，或许还有闭幕那天，做一场表演。

Q：可以谈谈你通常是如何从头到尾发展一件作品的吗？

A：我会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，一个愿景，但一切都还很模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事情会慢慢清晰起来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并不确切知道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，心里只有个大概。

至于它意味着什么，我觉得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因为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很久。我一直在用这个康普茶菌种创作，所以所有作品其实都属于同一个项目，只是呈现方式不同，都是之前作品的延伸。

Q：为机构展览做准备，一定是压力和期待并存吧？可能你在申请时就需要提交一份方案，说明你打算做什么。这是一种创作模式。但也有时候，创作是在完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，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来展开的。对你来说，创作灵感通常是怎么来的？这两种模式下的创作过程会有不同吗？

A：我需要对某样东西产生执念，而这种执念常常出现在很随机的时刻，比如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，然后就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或者在公交车上、在等车的时候，它就突然来了。

这个项目我还没等到那样的时刻。我有过很多不眠之夜，但还没有想到真正能用的东西。我其实也说不清它是怎么运作的，我没有一套让想法成形的方法。真希望我有，那样日子会好过得多。但这个项目时间充裕，所以我试着不去勉强自己。

而在纽约，时间是一种奢侈品，我只能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地往前推，顾不上休息，硬逼着自己拿出东西来。我觉得那样也不错。作为艺术家，这两种状态都需要，因为有时候先把东西做出来是好事。至少对我来说，我很容易困在自己的脑子里。和别人聊天、把想法说出来，也很有帮助。

Q：所以你基本上是在等那个时刻自己找上门来？

A：也不完全是。我会尝试很多想法，其中很多都失败了，或者最后不了了之。比如，有些日子我就只是画画，并不知道它会通向哪里。也许三年后，我会回头再看那张画，也可能再也不会看了。

我想我是一个不太有条理的艺术家。在参加各种驻地时，我遇到过一些生活和创作都特别有条理的艺术家。我真希望自己也能那样，可我不是。我挺讨厌自己这一点：我会在便签纸上写很多东西，最后弄得到处都是。

Q：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，反而觉得特别美好。作为艺术家，你必须承受这种不确定和未知：不知道灵感什么时候会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足够强烈的创作冲动。这些感受和想法往往只在你闲下来时出现，而不是在“高效”的时候。就像菌种生长需要空气、时间和合适的温度一样，创作也需要呼吸的时间。人们看一个艺术家的作品、项目和简历时，往往只看最终的成品和结果，却忽略了抵达那个结果所经历的过程。

A：你说得太对了。但我也得说，这些年展出作品时，由于我的创作过程很难预料，无论是收尾阶段还是整个过程，很多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展出的是未完成的作品。我有点好奇这次会是什么感觉：那到底只是我的创作方式，还是这次会感觉更完整一些？我以前从来没有花这么长时间做一件作品，所以感觉有点奇怪。

Q：展出未完成的作品是什么感觉？还是说，“未完成”本身就是创作概念的一部分？你之前还提到了“失败”，说有些作品失败了。你如何定义“失败”？对你来说，“成功”又是什么？

A：有些时候，我做什么都没结果，那种时候确实会觉得自己失败了。但做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明白，这些阶段是绕不过去的，不经历它们，就走不到下一步。有时候我对自己很苛刻，会想：要是当初抄个近路，不也照样能走到今天吗？可艺术偏偏不是这样，做作品没有捷径可走。

这条路注定坑坑洼洼，会岔向各个方向，但最后落脚在哪里，恰恰取决于你一路上绕过的那些弯路。这个过程常常很磨人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就是这样工作的，而且兜兜转转，最后总能走到那里。我的终点往往和起点不完全一样，但离最初的念头很近。中间我得一路摸索，把别的事情想明白，最后再绕回差不多原来的地方。

Q：我觉得这非常真诚，也很美。换个角度，从观众的反馈来看，你觉得美国和瑞典观众对你作品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吗？

A：我觉得美国人会比较直接地表达想法，哪怕说的不都是我想听的。我会从美国观众那里得到更多的反馈，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看到了什么，感受到了什么。

而在瑞典展出时，观众则比较内敛。他们会看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看进去。我觉得这是文化使然，瑞典人没那么外向。

Q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看法，或许只是把想法藏在了心里？

A：我觉得在美国，人们无论如何都会分享，那是一种过度分享的文化，有好有坏。其实我已经开始怀念那种氛围了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比如我现在所在的工作室大楼里，大家几乎不打招呼。这是文化使然，不是谁有意冷淡，只是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很“美国化”了。刚来的头几天，我还以为这里的人都讨厌我。后来才反应过来：噢，因为这是瑞典，本来就没人会主动跟你说话。我完全把这一点给忘了。

但美国的问题在于，一个人说了什么，并不代表他真的这么想，这也很让人头疼。所以我觉得两种文化各有各的难处。

Q：但那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他们说好话的时候，对吧？如果说的是坏话，总不至于心里其实在夸你。

A：对，确实。比如，在纽约时，人们会毫不避讳地告诉我，我的作品让他们感到反感，因为画面有时候挺血腥的。我能理解它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瑞典观众偶尔也会这么说，但没有美国观众那么频繁。

Q：是不是因为瑞典人更习惯被折磨？你知道的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嘛。［笑］

A：对，也许吧，毕竟那离他们的现实更近。我也不知道。

不过说真的，我不想说瑞典人的坏话，但这也许和艺术、学术与人文领域的整体氛围有关。瑞典不像法国或德国，没有那么悠久的……算了，这么说太精英主义了。但我觉得，瑞典不久之前还是一个农业国家，这多少能解释为什么瑞典人那么克制。我不是说他们内向，这个词不太准确，而是说他们习惯有所保留。像法国和英国，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。当然，那主要是贵族的文化，而瑞典并没有那种级别的贵族。

Q：你之前已经稍微谈到过这一点，可以再说说你对美国（尤其是纽约）和斯德哥尔摩艺术圈的观察吗？它们有什么不同？支持体系又有什么不同？

A：瑞典艺术家非常依赖国家资助，但这不代表资助很好拿，而且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。政府还在不断削减年度预算里的文化开支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，这里的艺术土壤没有以前那么肥沃了。不过，国家能支持这么多艺术家，这一点真的很好。

至于纽约，我得先说明，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里的艺术圈……

Q：即使在那里待了五年？

A：对，我在那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但据我所知，那里有一整套由私人机构构成的艺术支持体系，既有营利性的，也有非营利性的。

瑞典完全没有这样的体系，因为我们不需要，国家会出钱。而美国缺乏国家层面的艺术资助，只能发展出这样的模式，于是就有了大量支持艺术的慈善资金。当然我也明白，这里面总有经济上的考量，因为通过慈善支持艺术是可以抵税的。所以，你懂的……

Q：所以瑞典没有富人来支持艺术吗？

A：总体来说，瑞典没有艺术赞助人的传统。但在纽约，我时不时会碰到一些以做赞助人为荣的人。甚至有一次，有人提出要做我的赞助人，但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关系。

Q：你觉得这两种体系下产生的艺术有什么不同吗？

A：我想说国家资助是更好的体系，如果非要选，我觉得那才是对的。但我也能看到它的问题，比如瑞典的体系里依然存在门槛和把关。你还是得出身于某些学校，如果没上对学校，就很难进入资助体系。

而且和纽约一样，拿到大笔资助和大型展览的，往往总是同一批人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两者很相似，区别只在于钱从哪里来：是来自税收，还是来自某个富豪家族。

Q：我觉得一般的印象是，欧洲的艺术因为有更多国家资助，所以没那么商业化；而在美国，很多东西依赖画廊体系。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时，就已经在想怎么让它进画廊，并贴上了价格标签。也许它会更像一件商品，而非观念。

A：对，完全是这样。但我也得说，我在纽约看到的实验性的、怪异的、疯狂的艺术，和在瑞典看到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，按理说应该反过来才对。不过我觉得这也和一个事实有关：在纽约，你得足够疯狂才能做艺术。

相比纽约，在瑞典当艺术家要……普通一些。当然我只能拿纽约来比较，我没在别的地方真正当过艺术家。但举个例子，这一点真的很棒：在这里，就算你是一个过得很艰难的艺术家，你也可以生孩子，因为系统会支持你。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。在纽约这是不可能的，就算你是成功的艺术家，也很难养得起孩子。

所以我觉得这会吸引来……倒不是说完全不同类型的艺术家，但确实有些不一样。而且这一点挺美好的：即使你是一个作品不怎么样、也不成功的艺术家，你依然可以继续做下去。

Q：你是说在纽约还是在瑞典？

A：在瑞典。但我也得说，我很矛盾，跟你聊着聊着就感觉到了。纽约有那么多赚钱的途径，这恰恰是瑞典真正的短板：这里的一切都太规范了。

你没法随便打一天零工，得走完整套流程，比如要把材料交给警方做背景审查，什么都快不起来。所以很难赚到快钱，而这正是我在纽约的生存方式。有几个月我交不起房租，就到处打零工。

在这方面，纽约对艺术家是有利的。但在这里，想找一份兼职真的很难，因为一切都太官僚了。

Q：纽约式的拼搏，和……

A：对，纽约式的拼搏在这里行不通。由于文化差异，那种凡事自己想办法的方式在这里水土不服。

Q：我觉得这和更大的社会结构、背景和历史有关。或许纽约之所以有更多怪异的艺术，也是因为只有更出格一点才能被看见。

A：对，我也觉得在纽约活跃的艺术家背景更加多元。这正是瑞典所欠缺的：它太单一了。艺术作品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因为大家上同样的学校，跟同样的教授，看同样的艺术。

而在纽约，有各种各样的渠道，会有多得多的东西进入你的意识或潜意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，也是我在这里时会怀念的。

Q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

A：没法两全。

Q：你之前还提到，纽约的人总是在追逐什么。我想他们之所以一直满怀热情地追逐，是因为抱着一种希望，或者说幻想，觉得总有一天能够到达。但你说你不确定那一天是否真的会到来。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

A：我也不知道……［笑］

Q：……追逐是可见的，但你不确定他们最终能不能到达。你为什么对此感到悲观？

A：我为什么悲观？我想也许我是在说我自己，因为在那里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追逐。但也许重点就在于追逐本身。当你到达了自以为想去的地方，却会发现那并不是答案。重要的是过程。

我记得读到过一位心理学家的说法：我们在买下某样东西之前最兴奋，满足感在购买之前最强烈。真正买下的那一刻反而不是最满足的，最满足的是之前的整个过程。

我觉得这里也是类似的道理。追逐本身，才是快感所在吧。

Q：但你在纽约的时候，追逐的到底是什么？野心、名气，还是认可？

A：不是。也许我曾经以为是。但一路走来，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追逐的是“我是谁”，因为我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一无所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。

这让人不安，但也带来了可能性，是一把双刃剑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……我在这里找不到家的感觉，于是去别处追寻。我去中国，在那里也在追寻；然后去美国，继续追寻。但我想，我在追寻的东西，大概早已在我心里了。

Q：现在回到瑞典，你还觉得自己在追逐吗？

A：我觉得是的。

Q：追逐的东西和之前是一样的吗？我们之前聊到过，不同的环境会让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。也许在纽约你会更有野心，回到瑞典，你会觉得慢下来、放缓节奏也没关系。去中国的时候，你又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所以你对“我是谁”“我可以成为什么”的认知，似乎是被你所处的容器塑造的。在这三个环境里，你对自己的认知有什么不同？

A：是的，我觉得每个环境的作用都不一样。回到瑞典之后，我还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。但在纽约待了大概两年后，我开始有些挣扎。

那时我意识到，我用英语很难真正幽默起来，语言就是这样把人框住的。我用瑞典语要幽默得多。但在很多方面，我又觉得用英语写作自由得多，这让我挺意外的，因为我从来不喜欢用瑞典语写东西。

我一直觉得写作不是我的媒介。后来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，必须用英语写论文，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舒适区。一开始我没及格，连续两次没通过之后，我就想：算了，我就写吧，不管行不行。

然后不知怎么的，我在写作中感受到了一种用瑞典语从未有过的自由。我想是因为瑞典语是我的母语，我理应用得更完美；而英语不是我的母语，它反而让我能放松地做自己，就算犯了错，也总可以怪到这上面。

所以在很多方面，身处不同文化之间是艰难而充满挑战的，但你得学会找到那些……对，听起来有点俗，就是困境中的一点光亮。虽然有挑战，但你也可以利用那些小小的好处。你会慢慢找到它们，只是需要时间。

中国就很不一样了，因为在那里我几乎完全不开口，只能靠肢体语言，通过视觉和声音去接收一切，可那些声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那该怎么沟通呢？

这非常难，但我总能撑过去，因为别无选择。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去，让自己一遍遍经历这些。我想，这里面也有一种执念吧。

Q：我觉得这很有意思。你提到语言能力，或者说语言上的无能为力，如何影响你和文化环境的互动。但当你不说话，只是作为一个沉默的身体去往不同的地方时，身体又是如何感知归属的？你出生在中国，在瑞典一个几乎没有中国人的环境里长大，那是一种怎样的身体感受？

后来你去了纽约，一座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城市。突然之间，你的经历不再那么显眼，这也许让人感到安慰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复杂的故事。所以也许你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。

而当你回到中国，即使中文说得不好，但你和周围的人长得一样。还是同一个你，只是身处不同的环境。我觉得你和周围世界的这种互动非常有意思，很想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。

A：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。小时候，我把这看作一种劣势：我在哪里都没有家。但现在我在试着从中找到慰藉，或者把它看作一种优势。我知道这有很多不利之处，但我在努力不让自己那么愤怒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满，对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耿耿于怀，总在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觉得为一些事情感到不满是正常的。但至少对我来说，正是在那个时候，艺术成了我可以依靠的东西。

现在我意识到，我会一直依靠它。如果没有艺术，我想我没办法把这一切转化成能安慰自己的东西，可能会陷在一个更黑暗的地方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非常庆幸自己找到了艺术。

Q：是的，一个出口，一种消化这些感受和情绪的方式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也许你不知道怎么回答：你能想象自己做艺术家以外的事情吗？

A：嗯，刚才你说到身处某地却无法开口的时候，我就想提这个了。我非常喜欢舞者。如果能重新选择人生道路，我会想成为一名舞者，因为我觉得那是用身体沟通最美的方式。你不需要语言，而语言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等级化的看世界的方式。

在动作和舞蹈里，我觉得有一种纯粹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是舞者，不了解内情，舞蹈界其实也有很多结构和等级。

我看艺术作品很少流泪，但每次真的哭了，总是因为作品里有舞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感激这一年的驻留奖助，它让我有机会和舞者合作。

即使我自己不跳，毕竟我不是舞者，我仍然可以通过别人去体验舞蹈，而且是以一种不同于观众的方式。所以我的回答是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，我想成为一名舞者。

Q：关于艺术家驻地，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你最近参加了很多驻地。可以谈谈你从这些驻地中收获了什么吗？

A：我觉得驻地真正的价值，是你能从中带走的关系，是人。大家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个地方，却来自不同的道路、不同的城市。那很美，就像一个十字路口，大家在那里相遇，然后各自继续自己的旅程。

我们在安德森牧场驻地相遇时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你不知道别人来之前刚刚经历了什么，然后突然之间，我们就在那里相聚了。那真的很美。我最近在美国参加的另一个驻地是麦克道威尔。

那次待了两个月，那种感觉……我找不到词来形容。去过的朋友都说它会改变人生，我也同意，真的太棒了。简直不可思议，那几个星期的感受会一直留在我的身体里。

还有你遇到的人。因为大家不是同时到的，每个人到达和离开的日子都不一样，有人待得久，有人待得短，所以你并不知道同期的伙伴会是谁，每周都在变化。这让你更真切地感受到，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，你们只是短暂地交汇，然后又各自离开。我真心推荐大家去申请麦克道威尔。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家驻地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摸透了艺术家需要什么，才能在那个阶段发挥出最好的状态。我和很多人都变得很亲近，尽管有些人我只认识了很短的时间。

那个地方有种魔力，你在那里会被照顾得非常好。对我来说，它打开了很多扇门，给了我勇气去尝试新东西，也让我能和那么多艺术家近距离相处。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的作品。其实每次去驻地我都有这种感觉，但在那里尤其强烈，因为没有任何必须产出的压力，所以每个人都非常放松，也非常开放。我觉得自己到现在还在消化在那里的时光。

Q：那你在那里有创作吗？

A：有的，这个项目就是我在麦克道威尔时开始做的。和安德森不同，在麦克道威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木屋。

你可以自由安排一切，唯一必须参加的是晚餐。他们提供早餐，午餐会送到你的小木屋，晚餐则要去主屋吃。

所以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完全与世隔绝；也有很多人白天会一起做各种事，那很好玩，也挺重要，毕竟不能总是一个人待着。

那里的自然环境也很美。安德森美在山，麦克道威尔美在湖泊和森林，置身其中，你在某种程度上与外界隔绝了。

那里没有 Wi-Fi，只有图书馆有网，需要处理事情可以去那里。这一点真的很好，也正是它很棒的地方。他们唯一要求你做的（其实也不强制）就是找一天做个分享。

每个人选一个晚上展示自己的作品，那是每周的高光时刻。分享也不是每天都有，大概一周两次。

那里不只有视觉艺术家，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作曲家、舞者、编舞家，以及很多作家和记者。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作曲家，叫黄若，据说在中国挺有名的。他工作起来非常投入，我记得是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天，他展示了在驻地期间创作的东西。他是一位歌剧作曲家，给我们唱了他的一段咏叹调，同时还给我们看了他的总谱（我不太确定那个具体叫什么），就是为所有乐器写下的全部音符。

看到那一幕，我非常感动。其他音乐人也会展示他们的作品，还有人朗读了自己的剧本。那是一个安排得非常周到的环境。

我觉得关键在于，它很有条理，但对艺术家没有任何要求。你需要的一切都会送到门口。嗯，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。

Q：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……

A：而且我离开的时候特别难过。那确实是天堂一般的地方，但你也知道自己终究要离开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是天堂。你没法永远待在那里。

Q：我觉得驻地的意义之一，也许是你和其他艺术家一起身处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家村落。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可能就只有你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，很少有机会和其他艺术家进行那种既亲密又随性的交流。而驻地营造的环境，让你更愿意交谈和分享，而不是把别人当作竞争对手，毕竟竞争也确实存在。

A：还有那些每周必须做的家务琐事，比如打扫房间、去超市买菜，在那里你都不用做。这为你腾出了大量的时间。

Q：那真好。真希望我们能一直那样生活。

  Chen在线访谈于2026年 10月20日